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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神彩票2023-09-23 17:48

四川：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创新中迸发新活力******

　　中新网成都2月2日电 (祝欢何芦恒)“这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收集、整理藏羌传统文化元素。在这基础上，通过二次创作产出了一系列精美的藏羌织艺术作品，并通过版权授权的方式与众多国际品牌合作，让国内外的年轻人换一个角度看待传统文化，让这朵民族艺术之花，绽放在世界舞台。”近日，中国藏羌织绣大师杨华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已踏上国际舞台，但她的初心从未改变：振兴传统手工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带动更多人靠传统技艺增收致富。

　　据了解，藏羌织绣是“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和“羌族刺绣”的合称，二者均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藏族编织、挑花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杨华珍常年致力于推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创新。飞针走线间，一朵色彩艳丽的羌族茶花娇艳绽放在杨华珍指尖。

杨华珍在传承藏羌织绣技艺。　唐启浩摄

　　凭借一根绣花针和一腔热爱，在杨华珍的努力下，藏羌织绣的美逐渐被更多人所熟知。藏羌织绣传承人杨华珍的作品被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推荐点赞；藏族画师拉孟的唐卡《红船精神》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凉山越西的彝族服饰亮相北京时装周秀场……近年来，四川民族手工业蓬勃发展。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近年来，四川认真贯彻文化强国战略，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积极支持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有形有感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作为多民族省份，四川民族文化绚丽多彩。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程中，四川特别注重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为导向，建设弘扬、展示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载体平台。2022年12月2日至9日，四川省第十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凉山州西昌市举行，本届民族运动会以“五彩凉山共梦想，竞逐赛场一家亲”为主题，充分展示了四川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色魅力和竞技水平。

　　四年一届的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也一直致力于全方位展示四川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以艺术为媒介，促进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作为四川省第九届少数民族艺术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视觉艺术精品展于2022年9月30日与公众见面，这是一次民族艺术的大聚会、大展示、大交流和大检阅。

四川省第十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现场。　唐启浩摄

　　“《火塘》展现了彝族人对火塘的崇拜与眷恋，描绘了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画卷，道出了彝族人在追逐幸福生活的时代欢歌与感恩心声。”在彝族歌剧《火塘》里担任舞蹈演员的陈灵康曾参加过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陈灵康认为，艺术节的演出能够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平台上相互借鉴交流碰撞。

　　除了保护好、传承好民族文化及艺术，近年来，四川把各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交融纳入《建设文化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推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打造出一批艺术精品力作，启动推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四川卷》编纂工作。四川省博物院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文物图谱编纂工作，将更加生动展现拥有多彩民族文化的四川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的时代风貌，有力推动形成全社会保护利用少数民族文物、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请教专家、查阅文献、联系收藏单位……我们尽可能多地找到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目前我们已经囊括到了四川地区的1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物藏品。”四川省博物院典藏部主任彭代群表示，四川省博物院不断借助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四川省卷》的编纂工作。

　　在四川省博物院副院长谢丹看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四川省卷》的出版将真实展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多年来，四川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迸发新活力。未来，四川将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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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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